活文书和他的后代：国家的肖像是否还有可能？
国家，国家…… 我们必须还得回到基础知识上来，掂量这个已成空壳的词的力量，数代专家掏空了它图腾的人性和历史的内涵，造就了现代主义的西方：制造能够出口全球的批量生产的制度工具。
二战之后发生的后殖民主义的巨大动荡又过去了半个世纪，整个地球被国家环绕，其中不乏傀儡，以无法解决的残酷冲突为代价维持对正在腐烂解体的社会表面上的统治。作为第三世界主义时代的这些悲剧其中几出的联合国见证人，我从中得出明确的结论：我们对国家形式的着眼方式正在僵化成化石般的思想方式，我决定回到学问的象牙塔里，去探究“国家”所指之物的命运，“国家”这个著名的能指，从拉丁文“status”演变而来，被肆意曲解以至于加入了西方组织行话这个全球通用的木头语言。
我发明的一个寓言指出了思想的贫乏使得当今用管理的计算替代对权力的思考。我借助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笔下的一个人物刻画了这个现实，我仅仅将文中“道德”一词更改为“国家”：
“······这个天真的人将国家的要素等同于馅饼或蛋糕的原料，以为将它们量好，称好，搅拌，放进烤箱里烤熟，一切就成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一个馅饼或一个蛋糕。“
我的更改听来恰当。您拿出经济金融、人口统计、心理宗教、军事战略的原料；掺入文化的香精；用民主的搅拌棒搅拌，然后放进社会学的烤箱。这样就必然能烘制出国家这个奶油馅饼，交由政治市场学的兜售者们贩卖，保守党或进步党，任选。
对见证社会内在性的人类语言平衡的研究揭示了标准化进程的实质，它的政治烹饪和配方：通过国际行为借助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推土机推平土地，换言之也就是竭尽所能根除传统，以便根据这样那样的标准植入国家。
我向一些一流的学者 — 谨在此向他们致敬······ — 建议的“概念世界的环游”揭示了国际保守主义以为被现代化的推土机从民众意识中彻底根除了的语义沉淀的复杂性。一个民族（按拉丁语natus的词义，即“一旦存在，就意味着一个系谱的存在”）同时也是祖宗文字的藏馆，其保留于社会幕后的权力表征的痕迹是西方所执迷的实证主义无法察觉的。几个例子：
汉语：继“天子”这个古老的说法之后，演变出了国民顺服于家长式政权的民族大家庭这个主题。
印度，印地语：指称现代宪法及其在位高层服务者的那个词后面是古代用以维护世界秩序的例行训谕用语。
非洲，布基纳法索：权力的理念里包含土地、土壤的概念，意指乡村、村庄，而后延申为由一个“土地领主”管辖的疆域，这个大写的“土地”拥有神秘的宗教力量，所有人都赖之以存。
最后阿拉伯-波斯语：一个传统的多义词最初的意思是成功、昌盛，同时又形容这两者的易逝与周期性。继之衍生出统治力量和受之于神的政治成功的意思。
话题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上来：我们曾否认为国家形式在欧洲是个从天而降、生而可用的体制成品？也许是从基督教的天堂里煮熟了掉下来的？国家可以脱离传统而存在的离奇想法从不曾在欧洲思想里出现过······ 为此得等到中世纪作者们传播的革命理念得以成熟 — “重塑全世界的形状”（reformatio totius orbis）—，而最终技术官僚登上政治舞台。然而原则上讲，将特定历史环境下锤炼出的制度发明出口他国是个征服行为，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以出乎意料的杂交而告终······
这就出现了我们西方人这个问题。我们经由何种暗途智力上落到这一步，以至于认为这个包含那些不是我们的人的地球能被重组、改造、现代化，仿佛它忽然变成了一块白板 ？
抹灭之举。我理清了这段历史。一目了然的，是对我们探索时间的方式的无限信心。“不懂过去却要掌握时间”：瓦尔特·本雅明的这句话，我将它致以几十年来领导法国“次教育”部的愚蠢教育专家们！
线性的历史性，仿佛逐次翻开的书页，造成了一种普遍时间性的观念，作为尺度来衡量计划世界史之方向：朝绝对的全面的现代化这个社会演变的终点或多或少地汇合，掏空承载文明的系谱话语。在完成同质化，即脱历史化的地球上，奥威尔的预言将得以实现，并成为解脱 — 将大家从思考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们将语言切削至骨。”
我们已经至骨了！全球化的世界并未象预期那样发展。对过去失活的审视对自己也是盲目的。社会科学这个巨大的杂货市场，无论人文还是管理，里面重要的著作与让人不知所措的连篇废话并存，没有能力开辟“国家的奥秘”这门课题，而这门研究帝国-基督教神话编写的学科才真正能解释西方创造的国家形式的命运及其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的秘诀，这就是：信仰超验性 — 换成我们老掉牙的词汇，就是宗教 —，结合依靠科技、依靠法律工具吞并相异性的能力。
全球化（言下之意：西方式生活与思想的全球化）所依赖的商务的绝对统治地位从长远看是对国家的欧式神话编写的必然结果，也由此明确了世界的西方化需要什么 — 某种形式的对身份构造的没收（异域文化或自毁或沦为猎奇的对象）—，要明白这些必须用人种志学者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化的熔炉：中世纪中期对活文书进行的编排导演。
但采取人种志学的态度仿佛自己是个局外人那样来研究西方制度并不是那么简单。现行的治学方法与之对立。在研究欧洲历史性现象时，现行方法将主体与社会对立，因而完全不考虑理性之制立这个问题 ; 同时，法学被隔离出来归入“保留地”，那里面并存的专业不是纯技术就是边缘学科，这后者中就有往往人云亦云毫无气魄的法学史······
国家的原型是活文书，自十二世纪开始教廷就借用罗马文化的一句惯用语来对他进行神话定义：“他胸脯的档案里藏有所有的法律文书（Omnia jura habet in scrinio pectoris sui）。”这个“他”是一个先祖的形象，是国家的一个前身。在古代，这句惯用语用庆祝的方式来暗示由皇帝掌管的“指挥权的秘密“（arcana imperii）。
运用这句惯用语，并将它与教规学者们为申明教皇的神学与法学地位而采用的“基督代理人”（vicarius Christi）这个主题相结合，罗马教廷一箭双雕：一方面将政治权力所需要的超验性搬上舞台，一方面又确立了教皇作为规则制定者的合法性，从此罗马法任由他借鉴。
现在我们面前就有了我们谓之国家的构造的原型。我说原型，因为后来有一天将投身于殖民地征服的西欧民族重复了经院哲学家们的壮举。他们的君主没有忘记也来模仿假扮罗马皇帝并拥有其标志 — “以武力与法律的名义”（Armis et Legibus），正如教廷通过其仪式与法令教给基督教欧洲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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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这桢装扮成罗马皇帝的英格兰国王像。这幅乔治•威瑟于1630年发表的版画表现了一个奠基性的照搬主义：成长中的现代国家向推销“效仿帝国”（imitatio imperii）的教廷所炮制的神话编写学看齐。罗马式政治的普遍化在西欧造成了国家间为夺取霸权而竞争。
要理解这门君权的神学在我们大陆的战争交锋中的战略意义，我们得再一次记起中世纪政治法学家们的清醒，是他们写下了“世上只有一个皇帝”（Une Imperator in Orbe）这句格言。言下之意：没有两个位子······
法德两国为将查理大帝的形象占为己有而进行的千年争斗就是明证：英雄的骑马塑像雄踞巴黎圣母院广场，而他下葬的回忆却被虔诚地保存于德国土地上的亚琛。今天这是一个历史的陈迹，供游览的民俗？
不如深思这位成为加洛林王朝皇帝的法兰克人的国王是两个民族共同的日耳曼祖先，这两个民族为一个可以说是基本的致命问题而角逐：父亲留下的战利品，即合法性与随之而来的权力，属于谁？一个潜在的赌注 — 过去部落时代兄弟为之决斗 — 仍然暗中影响着欧洲“法德之盟”不稳定的命运。
思考一下。哪个西方国家今天具有赢走赌金的优势 — 首先是戏剧化的优势 —，除了（也许只是暂时）执掌朱庇特权力的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因而不要忘记作为全球化工业主义熔炉的西欧派系文化中对神学的-政治的-法学的绝对统治权最初的编排导演。
我的一系列课程揭示了西方成为主导文化的进程中具有战略影响的决定性因素：基督教的分裂，这个埋在我们制度皱褶中具奠基性的历史性现象。
从这些皱褶的最深处挖掘出基督教同另两个一神教 —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 以及同人种志学所记录的其他构造的区别，是得出这个重要发现的途径。
基督教的启示里没有根本法，它不同寻常的与现代欧洲的形成休戚相关的命运是支撑在古罗马之上，与古罗马的贡献密不可分，是罗马人的法律文化填补了福音书里规则的空白。由此出现了进化史中史无前例的一种组织结构，我的著述对这种结构的诸多问题作出了决定性的阐述。
这场政治的角逐及其法律的延申是以怎样的方式在西方、在东方上演？在我们身处的西方，继罗马教廷神权政治的经验之后，强大过盛导致的混乱使得纷争四起，罗马帝国戏剧化的模式如何能持续传播而不引发重大的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世纪盛期世俗精神的觉醒、新教革命、启蒙时代的到来和欧洲内战就有了与国家形式的发明所蕴含的全球性赌注相应的新的意义····
